“动物西迁”：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的西迁之路

01/  数字档案馆

抗战时期高校内迁，不仅保存了各高校的基本实力，更重要的是聚集了众多专家学者，通过著书立说、传道授业、教生收徒，推动了战时中国教育的发展进步，壮大了当时民主运动的力量和队伍，为日后“第二条战线”的开辟奠定了坚强的思想、理论和组织基础。

本次王酉亭西迁地图册数字化展厅通过《地图册》展示了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王酉亭及他的教职工同事们带领的“动物大军”的西迁之路。

02/  战况愈烈，举校西迁

1937年，记录了太多中国人难以忘怀的惨痛回忆：卢沟桥事变打响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全面侵略的第一炮，战火迅速蔓延大江南北，平津、华北地区相继告急。同年12月11日清晨南京中华门和雨花台的炮声，为两日后残暴的南京大屠杀埋下了伏笔。战乱纷杂中，中国各大高校遭到日军重创，在容不得从长计议的紧要关头，各高校师生纷纷选择背井离乡，踏上了迁至西南和西北大后方的艰苦长路。

在众高校迁移之路上有着这样一支队伍，探路的是人，行路的却大多是动物。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王酉亭及他的教职工同事们带领的“动物大军”，辗转水路和陆路，自南京浩浩荡荡向重庆行进。

国立中央大学素有“民国最高学府”之称，直到抗战前夕，院校共设有工、文、理、法、教育、农、医七个学院，分五十六个科系，学科实力强劲，胡焕庸、蔡旭、柳诒徵、施士元、张大千等多位声名远扬的学者在此任教。自1937年8月15日起，日本军火燃遍南京，开始了长达3个月的对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“无差别”轰炸，而其中坐拥大量知识分子和青年人才的中央大学也难逃一劫，先后四次遭受空袭，损失惨重。

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自1935年日本策划“冀东事变”之时就预见了中日之后必有一战，因此早已预留数百个大型木箱留作往后学校搬迁的储备。在经历了两次日军飞机轰炸列入非军事基地的中央大学后，罗家伦自1937年8月起召集仍在放暑假的师生，力排众议，主持举校西迁。终于在第三次日军轰炸中央大学的次日，拿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下令准许中央大学搬迁的批文。眼下虽搬迁准许在手，但是如何有序组织4000名师生分批乘渡轮西迁？

03/  战时方舟，“鸡犬不留”

搬运重要的图书、仪器设备甚至是医学解剖教学用的尸体是小事，那农学院的一千头牛羊猪马可在数量上不容小觑！而这些珍贵的科研动物，凝聚着师生的心血，其科研成果是日后支持国家建设的重要资源。

1937年12月初，王酉亭一行十六人赶在日军从东、西、南三侧围困前，将小型动物装进木笼内驮在方便驱赶的牛、马的背上，同一千只动物一道，自长江北岸三汊河江边坐上了西迁的船只，踏上了西迁之路。

04/  风雨跋涉，道阻且长

虽然王酉亭引领的“动物大军”在出发前尽所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但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无常即是常事。这1900公里的“动物西迁”也好似西游记中西天取经一般，长途跋涉，历经磨难。前有日寇炸船的风险，后有跋涉至皖南山区，经停河南躲避战争和极度严寒的困境，更是在跨越大别山时路遇土匪打劫。

05/  不惧生死，山城再逢

当 “动物大军”经秭归、巴东、奉节、万州、涪陵等地，最终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之时，他们行走在难民潮中，却是这样的场景：王酉亭和三个技工一路风尘仆仆，此时已是皮肤晒得黝黑，头发凌乱蓬松，衣衫褴褛。而他们身后的动物长队，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，英国约克夏猪扛着北京肥鸭，荷兰牛驮着长毛兔....。

黄昏时，校长罗家伦见到如“苏武牧羊塞外归来”般的长队伍，队伍后方的从南京赶来的牛羊都如至亲般亲切，禁不住想上前一一拥抱。正如罗家伦后来在他的《逝者如斯夫集》中所写，“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，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”，字里行间难掩重逢时的激动之情。他们踏入中大重庆校址时，中大师生学子一拥而上，列队鼓掌，欢呼、赞赏、喝彩声盖过西迁路上曾觉得吵闹的动物叫声，只余洋溢在空气中的喜悦。

王酉亭和同事们穿越敌军炮火、历经重重险阻，最终盼来了这不同寻常的“动物西征”的胜利。